[案例背景]

　　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4月16日早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重大枪击案。凶手赵承熙（该校韩国籍学生）先在一栋学生宿舍打死两名学生，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录下一段录像，刻成光盘后加上一份手写的宣言和43张照片打成一个包裹。当警察正在第一起凶案进行现场调查时，赵承熙出校门到邮局把包裹寄给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约40分钟后，赵手持两把枪身带数个弹夹走进一个教学楼，射杀30名师生，射伤多人，凶手在警察赶到前开枪自杀。

　　这个震惊世界的凶案在中国也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一些媒体还特别策划了专题进行了多方位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多家媒体在追踪报道中特别突出了凶手被悼念的事情，并据此发表了不少提倡宽容的评论，把赵承熙也定性为一个受害者，本案例的第一篇评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案例作品]

　　评论一：

　　为赵承熙写悼词是温暖的人性智慧（节选）

　　刚刚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至今令人悲叹不已。4月21日，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操场上，33块纪念遇难者的花岗岩悼念石摆成一个半圆形，其中还包括凶手赵承熙的悼念石。美国民众认为赵承熙也是受害者。（4月24日新华网）

　　赵承熙是这起令人震惊的校园惨案的凶手，他的行为让人愤恨，但是美国民众为何把他看成受害者？这是因为，他虽然犯下残忍的罪行，但学校和社会在之前没能对精神有问题的他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心理咨询，换句话说，在他的精神问题产生之初，周围的人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之后，周边的人、社会并没有给他应有的帮助，但是他性格的形成，精神问题的造成，以及最后的爆发，却与社会大环境、其生活的校园环境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人们对此感到遗憾，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安慰失去他的家人。

　　……(略去称赞将赵视为受害者的做法的一段)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个人行为的背后，总带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赵承熙的行为，并不全是他的错，他同样是某项社会秩序出错之下的牺牲品。而在这里，正如美国民众所认识到的那样，社会并没有对他这样的弱势者给予有力的关怀和帮助。这种超越个人主义的理性，对个人的宽容，对社会秩序的深刻反思，令人尊敬。

　　……(略去三段作者引用的在代表赵的石灰岩下面所压的纸条的内容)

　　这是美国民众写给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凶手赵承熙的话。从这些话里，我们看不到对凶手的责备与不满，相反地，人们却给予他更多的宽容，更多地从凶手的无助，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反思社会服务存在的不足，反思社会关爱的缺失，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反思自己对别人的帮助，进而反思每一个人对别人、对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这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的智慧吗？

　　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社会性的反思。美国民众对赵承熙的态度，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品味、思索。要知道，那并不是赵承熙一个人的错。（《上海青年报》，2007年4月25日）

　　评论二：

　　人性傻子

　　连岳

　　100多年前，在一个罪犯身上找纯洁的成分，把个人放进社会背景里看他的恶因如何诱发，还是相当新颖的、深刻的观察方法，这成就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声。没有天生的罪犯，没有不会忏悔的人，知道这点，可以让我们对人性不至失去希望。

　　这套，现在变成了媒体定式，每当有罪犯出现之时，他越是冷血，浅薄的深刻就在越短的时间内写完反思的文章，无外乎他有怒气，有怨气，有受委屈的地方，而他人及社会也欠他的，忽视他，打压他，嘲笑他。

　　马加爵临终前的家书，曾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是的，里面确实有温柔、软弱、对家人的爱与愧疚。同学也确实不应该挖苦他、小瞧他，但这一切都不是把人杀了挂在橱柜里的原因。这几个挂着的人，把他们写过的家书翻出来，我想，一样能发现温柔、软弱和对家人的爱。但是他们只成为凶杀案的花絮与点缀，现在没人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曾经在打牌中冤枉了小马哥，自寻死路。

　　我们像个狂热的“人性”传教士，以致我们忘了去同情那些被害者。任何过于热情的传教总是不会有信徒的，不论是福音、人性还是其他什么美好词汇，甚至过分强调享受主义都会让人反感。

　　好消息是，别人的媒体在这点上做得不见得比我们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后，凶手赵承熙内向、自闭等等性格特征，媒体毫不意外地对它们来了个大起底。2007年4月19号，有媒体拿这些去问心理学家罗伯特·杰夫特（RobertGeffner），他是暴力与虐待问题的专家，他明确表示，对赵承熙，并不可能得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而且他对媒体不自觉地强调赵承熙的孤独表示担忧；所有的新闻里，形单影只的赵承熙都显得楚楚可怜，人们于是理解了这桩凶杀案了：“怪不得，原来他那么孤单！”

　　这种结论反而使我们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世界上有许多孤独者，32个被害者当中，说不定就有挺孤独的，孤独不是杀人理由，孤独感是每个人都要体验的，它不是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人性；还有，以任何理由杀人都是不可原谅的。

　　罗伯特说，就算是一般人认为负面的自闭与绝望，也没有科学依据显示它们会让人成为冷血杀手。

　　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乐，自闭的人不少，绝望的人更多，我们用自闭与绝望将赵承熙的杀人合理化，甚至充满文学色彩地“体验到了他深深的绝望与痛苦”，看来挺“人性”的同时，把那些自闭与绝望的人全划归为潜在的杀人狂了，这种分类法显然相当的不人性。

　　任何人身上都有人性，这点常识就像我们承认重力一样，不要把这点当深刻，一个腐败的官员是慈父，一个杀人凶手有温情，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发现它们还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未免太没有人性了。

　　克尔凯郭尔写过一个傻子寓言，说是一个傻子为了怕人说他是傻子，心生一计：“我若只说真理，别人一定会夸我聪明”，于是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傻子。（《潇湘晨报》，2007年4月25日）

　1、辩证思维在认识事物时有哪些长处？又存在什么问题？

　2、为什么说逻辑性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在判断新闻事实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3、倡导批判性思维对提高新闻评论质量、提升公众认识水平有何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评论作者们据以立论的一些悼念凶手的“事实”是国内媒体刻意打造出来的。境外媒体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于20日的一次悼念活动中在校园内安放了33块石灰岩（有一块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而不是我国媒体说的石灰岩悼念石碑，这只是表示校方认可赵曾是该校学生，并不意味着他是学校追悼的对象。事实上，美国的官方、校方、媒体并未表述过要把凶手列为悼念对象的意思。据法国中文报纸《欧洲时报》报道，17日有2万余人参加的追思会，他们悼念的是只是死难者，并不包括凶手，其中不少参加者还惊魂未定。美国总统布什在致辞时说：这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悲哀的一天，也是整个美国为之悲痛的一天，“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那些在此次事件中死难的莘莘学子，他们的死难留给我们悲伤，留给他们的家人和全美国人民悲痛。”，“那些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他们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他们走了，留下悲痛的家人、悲痛的同学，和一个悲痛的国家”。布什希望人们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并表示，他和联邦政府愿为处理善后事宜提供一切帮助。很明显，代表美国政府发言的总统表现出的是人类面对悲剧的一种正常反映，那就是对无辜遇难者及其亲朋的极大同情和对事件感到的无比遗憾。

　　不知为什么，一些国内媒体一方面淡化对受害者及家人的同情，一方面抓住33块石头和石头下的三张纸条大做文章，极力渲染出一种美国民众不仅已经宽容赵承熙甚至还使其享受与受害者同等待遇的哀悼的气氛。实际上，写给凶手的纸条不过几张，只有一张用“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表达了有限的原谅，不憎恨但还是生气了（不是太生气），有两张只是表达希望凶手家人能走出阴影，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愿望，但指出他给别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还有一张甚至是说：你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应指活着的人彼此医治创伤的精神动力），你打碎了我们的心，却伤害不了我们的灵魂，我们会更坚强。这本是藐视凶手的行为的意思，竟然也被国内某大报归在“美国大学为何将凶手列为悼念对象”的标题下。有的媒体还突出强调“美国民众认为赵承熙也是受害者”，“在美国人”自己看来，对赵承熙事件大家都是“有责任的”，不过引述者的身份都不是正宗美国人，而真正的大多数美国民众和美国媒体怎么看，难以根据国内报道得知。

　　应当说，在这种新闻源有限的条件下，评论作者以对凶手的悼念为题发表评论是情有可原的，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面对“一个残酷的杀人犯竟被与遇难者同时受追悼，颇受同情”的“事实”，怎样判断才是合理的呢？

　　评论一的作者在先承认赵承熙的行为让人愤恨之后，几乎所有的笔墨都在为这个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校园枪击案的凶手辩护。比如“他性格的形成，精神问题的造成，以及最后的爆发，却与社会大环境、其生活的校园环境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个人行为的背后，总带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赵承熙的行为，并不全是他的错，他同样是某项社会秩序出错之下的牺牲品。”等等。

　　这些观点得以产生的思路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训练：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凡事要辩证的看；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世间万物都不是孤立的，是普遍联系的……

　　不可否认，这种理性的辩证思维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事物，是对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反动，是合理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知道，“相辅相容、相反相成、执端取中、过犹不及”的传统辩证理性在取得了现代唯物辩证法的形态后一度更加自信，曾经十分排斥分析理性，因此就忽略了如果没有实证和逻辑精神的约束，辩证法离诡辩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并可能膨胀为可以证明一切的万能法师的事实。一个评论作者如果只用辩证思维下结论而不用逻辑思维来验证，其观点往往可能成为极具迷惑性的谬论。

　　评论一就是在单一辩证思维的支配下，因为发挥普遍联系的原理轻而易举的把杀人凶犯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抹煞了，对于无辜遇难者应该得到的同情也理所当然的完全让位给了对变态杀人狂的同情。问题是如果这件事要如此认识，按着作者的思路再往前推就该得出：所有的罪犯都是“受害者”、是“某项社会秩序出错之下的牺牲品牺牲品”，任何对社会不满的人用极端的手段侵犯他人和社会利益都可以原谅，甚至死了也都应该被哀悼，如其不然就难以“令人尊敬，令人温暖”这些可怕的结论。我们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分析罪犯的犯罪动机，不探讨如何努力避免今后类似事件发生，而是说评论作者受报道的蒙蔽在推销这种虚假的“美式宽容”的同时，似乎忘了人类赖已存在下去的规则不是教导受害者辩证的给予一切凶犯无条件的同情和赦免，恰是通过谴责和合法惩处罪恶警示人们不要为自己寻找任何借口去非法侵犯他人这一常识。忘了这一点，人间只会变成姑息养奸纵容罪恶的地狱，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找到“正当”理由去剥夺他人的生命。世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就因为这些人实践的是更加高贵更“令人尊敬”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多贫困、多委屈、多烦恼、多仇恨都不能通过谋杀他人来使自己得到满足。

　　辩证出来貌似仁慈的观点背后其实隐藏着更大的残忍，而这是依据常识和分析理性实事求是产生观点的逻辑思维不容易犯的错误。评论二作为新闻评论，新闻事实的输入虽然过于靠后了一点，但由于其观点产生的途径是逻辑的理性分析，判断就比从头到尾围绕论枪击案论述的评论一作者显得合理。

　　面对媒体给出的仿佛越是冷血的凶手，就越是社会和他人的亏欠制造出来的论调，作者基于“以任何理由杀人都是不可原谅的”（此处杀人应是特指谋杀，而不包括刽子手行刑和战场杀敌）这一常识性信念前提，和“世界上有许多孤独者”，“自闭的不少，绝望的更多”，“孤独感是每个人都要体验的，它不是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人性”等事实，以及心理学专家提供的科学理论依据--“就算是一般人认为负面的自闭与绝望，也没有科学依据显示它们会让人成为冷血杀手。”，合理的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将赵承熙的杀人合理化，看起来挺“人性”，实则是把自闭与绝望的人全划归为潜在的杀人狂了，显然相当的不人性。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意在提醒媒体不要过分渲染对凶手的同情，以至于忘了任何凶案中真正值得同情的是受害者；也不要以高举凶手的人性来侮辱守法自制之人的德性还自以为发现了新的真理。

　　不能不说这位作者所使用的分析理性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判断各种事物所必须依赖的基本思维方式，如果过多使用思辨理性，很容易在一分为二普遍联系的魔杖下得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观点。

　　这种分析理性也可以被看作是批判性思维或非形式逻辑思维，理应成为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并于80年代升格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在全民中推广应用。这种思维被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力。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价、推断以及对推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应当勤学好问，信息灵通，信赖理智，胸怀宽广，乐于再三斟酌，头脑清醒，在复杂的事物中有条不紊、不懈地查找相关信息，理性的选择判断标准，专注于探究，坚持不懈地寻找学科和探究所允许的结果。这种思维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我国自古以来崇尚的辩证理性是维持人治社会的基础，如今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大力推广分析理性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想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评论作者而言这种批判性思维更显重要，否则就难免做出欲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的事情来。